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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后留学生学神传奇:垫底学生的完美逆袭(图)

发布时间:2020-01-31 11:46编辑:教育浏览(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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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随着考试季的到来,一些网络流行词,譬如,学黑、学渣、学霸和学神,又将成为学生和家长调侃的高频词。“学霸”或许是近年从校园传入社会的最热词汇之一。它指的是通过刻苦学习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相关词汇还有几个:学弱指学习刻苦但成绩欠佳者,而学渣指平时不努力,成绩也很烂。最让人羡慕嫉妒恨的是“学神”:平时不见用功,考试后从不声张,成绩却比学霸更胜一筹。他们往往还有更多的爱好,运动、艺术、旅游,简直是人生大赢家。

    四位学神代表。他们的共同点是:85 后到 90 后,留学欧美,经历从英国贵族学校、美国顶尖文理学院,到哈佛、斯坦福等名校;他们的学业有傲视同侪的“硬指标”,学业之外的人生更有丰富的意蕴。

    近日,《外滩画报》采访了四位学神代表。他们的共同点是:85 后到 90 后,留学欧美,经历从英国贵族学校、美国顶尖文理学院,到哈佛、斯坦福等名校;他们的学业有傲视同侪的“硬指标”,学业之外的人生更有丰富的意蕴。

    譬如,陆冠南像一个当代中国式的奥德修斯。从“乖乖理科男”到自我意识大爆发,拒绝剑桥大学和麻省理工,告别数理化,入选美国排名第一的文理学院。他一边学习心理学、日本文化等,一边抱着吉他、坐上游轮,跟随演出团作环球航行。

    “哈佛女孩”常帅的人生则像一场精准的舞蹈演出。在波士顿舞台上,她是轻盈的天鹅;在台下,她是心理学和经济学专业优等生,更是有着创业梦想的不安分之人。

    在“哈佛大学优秀毕业生”丛林光鲜的履历表之后,还有一段耐心寻味的故事。在早期留学道路上,他曾是迷惘者,沉迷游戏,考试垫底,静坐在新加坡教育部门口长达三月。

    而面对自己复杂的身份,当过兵的林佑晟通过学习 10 多种语言,最终在广大的世界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在。

    在这些“85 后”身上,我们感受到与中国老一代学神截然不同的气息,他们多为互联网和全球化交织影响的产物:视野可能更国际化,经历可能更多元,但面对的选择和身份认同的困惑更多,也更有趣。在学业道路的追寻中,在对人生转折点的选择上,他们的决定,既有“85 后”之于中西教育体制的种种反思,也有趣地反映出一个时代对一群人的深刻烙印。

    讲述他们的故事或传奇,分享的不仅仅是优等生的光荣和辉煌,更多是全球化时代之于我们每个地球村民的共同影响。不是鹤立鸡群,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一种有过挣扎,历过挫折,坐下来,好好思考,最后,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正能量。

    陆冠南:抱吉他环游世界的 “反英雄”

    成为“学神”的途径并非只有伏案苦读,24 岁的陆冠南用自己的经历证明,行万里路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读万卷书。从他脸书上丰富多彩的照片可以看出,这位游历过三十多个国家的学神过着天马行空的生活:在坎昆“驾驭”海豚乘风破浪;在撒哈拉大漠中端坐丘顶远眺落日;在挪威秀一把抖空竹;在芬兰一头扎进刺骨的冰湖??如此五彩斑斓的生活,完全不像一个“正经”人。

    在美国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结束大三课程后,获得领袖奖学金的陆冠南入选“Up with People”巡回演唱团,于是决定休学一年。演唱团自科罗拉多州丹佛出发,横穿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飞越大西洋至比利时,乘“海盗号”北上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最后在墨西哥首都体育场依依不舍地为三十余场的巡演画上句号。路途中,他们在这七个国家、二十余个城市的住家借宿,一路演出,一路做深度社会志愿、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

    看似与学术无关的“浪迹天涯”,恰恰是陆冠南学习中的最重要成分。在他的字典里,云游猎奇与伏案桌前一样是“学术”——彻底拥抱广阔的世界,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学术。

    去年夏天,陆冠南在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学院以最高荣誉(summa cum laude)成绩毕业,绕道墨西哥和日本,返回久别的中国。此时他已被耶鲁大学、伦敦商学院等世界顶级组织行为学博士项目录取。这是一门融合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和统计学的交叉前沿学科,每个项目平均只招收两至三名博士生。

    陆冠南最终选择了哥伦比亚商学院——因为那里有一位传奇盲人导师 Sheena Iyengar,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博士生活。Iyengar 在管理学方面颇有建树,其著作《选择的艺术》畅销全球。而关于选择的话题,恰恰贯穿了陆冠南的求学生涯。

    理科竞赛虐出“反英雄”

    陆冠南出生在天津,童年时光在北京度过。从北京四中到伊顿公学、威斯敏斯特公学,再到威廉姆斯学院、早稻田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陆冠南的求学横跨中、英、美、日顶级名校,似乎可以轻易包装成勤勉懂事、一帆风顺的“别人家的孩子”。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每一次升学,都是一道需要挣脱的枷锁;每一次选择,都堪比断臂求生的突围。

    在国内,千百万的高中学生困坐在教室内,苦熬题海战术。如果把一场场考试当作战役,他们努力想成为阿喀琉斯那样的英雄——喝干河水,吃光粮食,拼尽最后一丝气力赢得胜利。相比之下,陆冠南却是一个“反英雄”。他更像《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虽然具备英雄的全部条件,但仍因为机缘不断漂泊,最终深深爱上这无拘束的人间。

    “坦诚地说,我对中国的数理化竞赛深恶痛绝,因为它们耗去我太多的青春。”陆冠南直言自己在国内学习数理化的经历并不美好。

    他小学时开始接触奥数,上初中后,在班主任的力荐下,他稀里糊涂地参加北京市著名的周末奥数班,囫囵吞枣地学了许多高中乃至大学才会涉及的高等数学。“大多听得云里雾里,一上课就盼着下课。”

    到了初三,陆冠南果断放弃这个羡煞旁人的“精英奥数班”。在大家为中考熬夜的当口,他却迷上古典吉他,每天忘我地练琴。尽管如此,他中考依然以朝阳区前八名的高分考入北京四中。

    高一开始,他迫于“尖子”同学和老师们的压力,每周六上午奥林匹克物理,下午奥林匹克化学;“初中时代对物理、化学两门自然科学原有的热忱,就这样被消磨殆尽。”

    高一暑假,陆冠南有幸代表学校,访问英国最负盛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为期三周的访问结束时,伊顿的教务主任挽留他转入伊顿深造。于是,16 岁的陆冠南独自飞往英国留学。落地不久,他又对学术水平首屈一指的威斯敏斯特公学一见钟情,最终婉拒了伊顿的盛情邀请。

    在威斯敏斯特公学的第一年,陆冠南“硬着头皮”斩获英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并被授予汇丰银行全球奖学金(HSBC Global Scholarship),全额资助他完成 A-Level(英国高中课程)学业。

    “得了金牌之后,我真是再也不想学化学了。”对东西方教育体制深有体会的陆冠南尖锐地指出,“相比中国高中生无法避免的文理黑白抉择,英国的高中生因为科目的多样化,有更多的选择。但在我看来,英国的中学教育相对中国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归根结底与中国的文理分科雷同,没有横跨文理的自由。”

    一个立志在英国大学专攻文科的学生,通常只要从历史、文学、经济、数学、拉丁语、希腊语等若干 A-Level 学科中任选三四门即可。因为奖学金而没有学费顾虑的陆冠南,史无前例地先后选择哲学、数学、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经济七门 A-Level 学科,在威斯敏斯特公学被传为佳话。

    学神遭遇“选课困难症”

    从威斯敏斯特公学毕业前夕,陆冠南面临人生新选择——大学申请。A-Level 成绩至上的英国大学对陆冠南大开绿灯,剑桥和帝国理工都伸来橄榄枝。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的麻省理工等顶级名校的全奖 offer 也纷至沓来。

    陆冠南能预见到进剑桥将意味着怎样的生活:“我可以看到我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后的样子——读自然科学专业,三年拿到学士,或许再花一年读个硕士,然后花三年读博。最终在研究所或企业,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

    陆冠南被这样的未来吓到了,主动选择了大西洋的另一边;“未知不可怕,已知才可怕,我想去美国了解一个更广阔、更有活力的社会。”

    令人惊奇的是,陆冠南选择的不是与剑桥齐名的麻省理工,而是在国内少人听说的威廉姆斯,令他的师长朋友大跌眼镜。

    在国人印象中,威廉姆斯学院由于是王力宏的母校,常被误以为是所音乐学院。但在当代留美学生的心目中,师生比 1 比 7 的威廉姆斯是文理教育的最杰出象征。在《美国新闻》杂志对美国三百余所文理学院的排名中,威廉姆斯长期雄踞第一,它也是《福布斯》全美研究性大学和文理学院排行榜的 2010 年、2011 年榜首学府。

    学院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镇环山傍水,学生把学校昵称为“紫泡泡”:学院小镇的上空好似有一层看不见的膜,在湖光山色的映照下紫彩透亮,像《哈利·波特》中霍格沃茨的半圆形魔法结界那样守护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在这里从青涩懵懂到羽翼丰满,最后冲出“泡泡”,鹰击长空。

    与非文即理的诸多常春藤名校不同,强调综合文理教育的威廉姆斯规定,每个学生都必须修足一定的文理科课程。此外,学院不仅不要求学生在入学时框定好专业,甚至鼓励大家大胆探索未知科目。因此,大三下学期才定专业或中途转专业者大有人在。

    陆冠南在威廉姆斯遭遇“选课困难症”——因为有太多有意思的课程。研究心理学是陆冠南儿时的愿望,如今他终于有机会把这门学科研究透彻。在威廉姆斯的四年中,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心理学和日语。让他意外的是,他由此发现了自己对日本文化的强烈兴趣。

    用语言敲开日本文化之门

    谈到日语和日本文化的学习,陆冠南深有感触。“中学时代流行川端康成、村上春树——当然,大家读的都是中文版。”他回忆道,“我也随波逐流,似懂非懂地品读,但不知是作者文笔晦涩,还是翻译不传神,除了淡淡的唯美印象几乎什么也没留下。当时我就暗想,如果哪一天能读懂日语原文,那该有多么幸福。现在想来,我后来对于语言的觉醒应该源于那时的困惑。”

    在威廉姆斯的自由文理教育体制下,陆冠南从零开始系统性地学习日语,然而日本教授的授课方式让他着实惊讶:“一年级的日语课每周五天,每天课前都需要精心准备当堂背诵且笔头考核的词汇和会话。一开始我对这种教学方法十分抵触,心想在中国学外语就死记硬背,怎么这里也如法炮制?后来我明白了,威廉姆斯的记和背都结合真实的对话场景,‘触景生情’。更重要的是,日语的学习让我深深体会到学习中基础的重要性——基础,基础,基础!”

    大一暑假他有机会赴北海道交流。当时在威廉姆斯只上完教科书第一册,而同行的耶鲁学生已经上完第二册,学过很多他闻所未闻的知识语法点,让他不禁有些着急。“但我发现,虽然他们语法点学得比我多,但很多都不扎实。相反,我确信自己对学过的每一个基础语法点都百分之百理解,运用时信手拈来。”

    陆冠南对自己的日语水平显然没有夸大。大三在早稻田大学交流期间,他参加日语全球统一等级考试(NJLPT 一级),在 14 万考生中位列前百名(其中听力和阅读均为满分)。陆冠南格外强调:“考试成绩不应该是奋斗目标,而是功夫到家水到渠成的副产物。”

    他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真正的学习开端于那个学期,他的“大”学术理念也从那时开始贯彻。他意识到学习绝不应只拘泥于书本,而应当“无所不在”。那年冬天,他住进函馆一所寺庙,与 5 只狗、7 只猫相伴。

    他利用一切机会参加日本文化活动:柔道、剑道、弓道、茶道、插花、陶艺、料理、演讲比赛、新闻撰写、广播电台,甚至古装上阵,出演函馆市开港 150 周年的历史剧。他称那是“至今人生中最充实的两个月,没有之一”。

    也正是这刻骨铭心的两个月,让陆冠南在大三秋季学期选择前往东京早稻田大学交流,进一步感受日本。当他回到“紫泡泡”时,日语水平已远远超出所有开设的课程,教授专门为他和另一个日本学生开设一对二的小课。他的一篇 400 字短文被教授推荐参加驻美日本大使馆举办的全美论述文比赛并获奖。后来,他以“日本宽松时代”为题的结课社会论文,又为他争取到哥伦比亚大学日本经济商业中心的学者奖学金。

    抱着吉他环球巡演

    日本之行只是陆冠南“云游”的第一站。大三结束后,他再次走出“紫泡泡”,加入“Up with People”巡回演唱团。自 1965 年起,该乐团每年从世界各地挑选优秀大学生,组成几十人的演出团满世界奔波,载歌载舞并从事志愿活动。从 2012 年 1 月到 6 月,陆冠南在海上漂泊了半年,途经欧、美、亚多国,真如奥德修斯那样,在大海上乘风破浪。

    演出并不要求太专业的水准。大家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所在国的文化传统改编节目,或跳或唱歌、演奏。“我们的磨合速度很惊人,一两场之后就很默契了。这次环球旅行,就像把日本的经验放大了许多倍,玩到哪学到哪。”

    陆冠南在中国学过古典吉他,在威斯敏斯特进一步钻研,跟一位伦敦名师每周练琴。老师始终引导他要用心去弹,克制加速的欲望。“等到我技巧熟练了,速度自然上来了。”

    从芬兰到瑞典,他们在游轮上也能完成一场两小时的精彩演出。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过万人簇拥的场景。“墨西哥人最热情。”在墨西哥城的那场演出让陆冠南最为投入,当时所有人穿着墨西哥传统服饰,跳着《美丽的天空》(Cielito Lindo)传统舞蹈。台上的他们边跳边流泪,台下的观众也流泪挥动手中的纸巾,不断起身欢呼,直到依依不舍的散场。

    环球旅程结束后,回到威廉姆斯的陆冠南又学起法语和西班牙语,依旧精力无限。“我有许多奇特的捷径。”陆冠南以自己在北京四中练长跑的秘诀举例,“我想短跑需要天赋,长跑的话只要每天跑 50 公里,肯定比别人跑得快。最终校运动会我得了第一。”

    运用到学习上,陆冠南认为,一个打心底热爱学习的人绝不是片面的:“无限的好奇心会迫使一个人分分秒秒、想方设法地获取陌生的知识。我梦想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开办一所世界级文理学院。在我的大学里,绩点和排名均会被废除,学生无需再为和同学比较拼得你死我活。他们的竞争对手不再是彼此,而是中国乃至世界其他高校的精英。我希望他们可以笃志于学习自己真正想学的东西。一旦他们的知识技能达到相应的水平,无论是注册会计师证还是星级厨师证都是水到渠成的副产物。”

    大学本科时,陆冠南时常去威廉姆斯冰场溜冰——放着音乐,一个人,一圈又一圈。或许人生也是如此:基于个人的经历和学识,努力传播思想和经验,就像冰刀留在冰面上的一圈圈痕迹,周而复始,循环向前。

    常帅:哈佛舞者

    常帅热爱舞蹈,早年学民族舞,大学跳芭蕾。她也很喜欢研究心理学,喜欢跟商学院教授做项目,喜欢创业的感觉。她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很有信心。或许得益于常年不间断的跳舞,无论是学习、公益、择业还是创业,21 岁的她似乎都有一种良好的节奏感。

    也说不清她到底多高。即使是照片,都能看到她下一刻的腾跃、转体、劈叉。或素颜或淡妆,或是天鹅的白色立短裙,或是一袭粉色长裤,或是标准贴身的黑色练功服,投下的魅影撑满了半个舞台。屋外,是新英格兰风格的砖墙、屋顶、广场和联排房。

    她是哈佛大学 2014 届的一员,今年 21 岁,上海出生、长大。在这些红砖之中穿梭了四个年头。除了宿舍、教室和图书馆,她还要穿梭在练功房和舞台之间。白天,上课;晚上,其他同学去派对的时候,她收起课本、讲义,步行到学校东北角哈佛芭蕾舞团的练功房,一日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每周,起码有两到三天,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她会和几十个同学一起压腿、劈叉、编舞、排练,流汗流血。夜深人静,经过 Garden Street 时,她有时会碰到哈佛最地道烤鸭的燕京饭店打烊,有时碰见几个微醺的新生,或正在插科打诨的闺蜜相好。毕业季,她常常在公交车和地铁的轰鸣中回到宿舍,开始补阅读、查文献、写课业论文、联系实习、勾画自己的创业蓝图??

    这位爱上跳舞的“学神”,不少人应该不陌生。2012 年,《外滩画报》曾报道她上哈佛前的经历:5 岁开始跳舞;赴美交流一年;从七宝中学申请并被哈佛大学录取,被媒体称作“跳舞跳到哈佛的哈佛女孩”。她父亲常智韬也因为宽柔并济、尊重女儿意愿的育儿理念,被冠以“猫爸”头衔,曾与访华的“虎妈”蔡美儿当众 PK 教子心得。

    不久后,这位 2014 届毕业生将步出哈佛校园,开启新的人生旅途。

    手持金钥匙的高材生

    在哈佛上大四的第二学期,常帅拿到接近满分 4 分的 3.92 分 GPA(全称Grade Point Average,即平均分数),从而跻身“哈佛学院学者”。在同年级上千名学生中,仅GPA排名前10%者才能获得这一荣誉。

    她还作为 48 名毕业生之一,和 24 名大三学生一起代表哈佛分会,入选“Phi Beta Kappa”这一全美最古老、最有分量的精英学生协会。这些学生将拿到一份特殊的毕业纪念品:一把刻有自己名字的镀金钥匙。

    常帅的主修专业是心理学,这是她从小就很感兴趣的一门学科——“出于对人的行为和思考方式的好奇”。而她真正决定主修这一专业,是在西雅图的高中做交换生时。

    她从大一开始上心理学课程,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有个分支叫组织行为学,研究一群人在一起时,会有什么不同于一个人的心理。”她介绍说,“我很关注团体内的‘认知模式的多元性’(cognitive diversity),尤其是涉及不同认知模式的人在共事时,会有什么样的合作氛围,怎样才能互相取长补短。”

    她发现,认知多元的团队由于沟通不畅,难以合作;但如果把他们分成至少两组,出现组间竞争,组内的合作就会增强,可以取长补短。探讨让多元认知团队将创造力最大化的方法,正是她毕业论文的主题。

    常帅还选修了经济学,理由是“我有些想从商——这有父母的影响,所以又学了一些经济学,作为辅修专业。”

    她选择的同样是与行为有关的分支:行为经济学,一个“经济学中比较新的领域”。“传统经济学有很多假设,比如每个人都是完全理性的,信息完全畅通,市场是完全的;而行为经济学的突破性假设就是,每个人不一定完全是理性的,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作出各种决策。”

    学业之余,常帅还帮着组织“幸福计划”——因为觉得哈佛学子压力巨大,便游说校方通过诸如开放教室供学生午休、提醒学生及时休息放松等方式,提高学生整体的幸福感。

    灵魂的某部分给了舞蹈

    在我们采访的四位学神中,常帅是唯一将对艺术或体育的爱好,从儿时一直坚持到大学毕业,而且达到上台演出的水准的。

    常帅一口气参加哈佛芭蕾舞团和哈佛-拉德克利夫现代舞团。“前者从古典到现当代风格都有排演,后者侧重现代。”她解释说,“不过也不能绝对地说。其实两个区别也没那么大,都是一群人在一起跳舞啦。”

    常帅全面参与两个舞团的活动:哈佛芭蕾舞团由学校和本地的老师联合执教,每逢哈佛“Art s First”艺术节中的舞蹈节,还有慈善演出安排。“每年我们有那么一两次公演,会和一些比较专业的演员合作。”说到这里,常帅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其实到了大学,可能不能和顶尖的舞蹈演员相比了。”

    哈佛芭蕾舞团的合作名单上不乏顶尖演员,比如纽约芭蕾舞团前首席舞者 Heather Watts 和 Damian Woetzel,波士顿芭蕾舞团和哈莱姆舞剧院前首席舞者 Tai Jimenez,还有“糅合了芭蕾、街舞、武术和日本传统风的纽约 Naganuma 舞团的传奇创始人 Darcy Naganuma”。有机会和这些高手合作,让常帅非常开心。

    说到排练,常帅更加兴奋:“所有人都很投入排练和集训的过程。大家一起流汗,在舞蹈房一待就是一整天,很有满足感。”

    两个舞团的排练,每周合计五六个小时。“上学期虽然大四毕业论文时间比较紧,我还是跳了三个 piece。其中有一个节目,我们的编舞周末从纽约飞来集训,两天里我在舞房待了 20 个小时,就像住进舞蹈中心一样。在舞台上谢幕时,我很有满足感——为自己做的一件事情。”她说。

    跳舞并没有妨碍常帅的学业。“小时候跳民族舞的时候,我有时出国演出,会缺课,但最后又会补回来,还会拿到奖学金。到了哈佛,我也是边上课边跳舞。”

    常帅在中国跳民族舞,飞越太平洋后却改跳芭蕾——起源于佛罗伦萨宴会舞的欧洲“雅乐”和现代舞,而且在美国芭蕾重镇波士顿融入一群并不逊色于专业舞团的同学,在舞艺上堪称融汇中西。

    夏天当实习生时,她还有时间去外面的舞蹈工作室上课。“我很早就决定不当专业舞蹈演员,因为我更希望在商业世界里创造价值;但业余的舞蹈起码是我锻炼身体的方式。”

    常帅对待舞蹈的态度,当你和她面对面交谈时会发现,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实。她会说自己练功会疼,在学习和跳舞之余,还要忙于参加社团和“幸福计划”。除了兴趣或直觉之外,也“不完全说得出自己上大学之后,为什么还在跳舞”。

    这种“随意”将一切功利心击得粉碎。也许常帅的身体离不开舞蹈,她的灵魂也有一部分分给了舞蹈。

    “我有点想创业”

    常帅将大部分假期时间,都投入到一个和她很有渊源的组织:哈佛学院中美关系协会(The Harvard College Association for US-China Relations),简称 HAUSCR。当年常帅的哈佛面试官汤玫捷,就是HAUSCR四位创始人之一。

    “其实我没有一下就奔着 HAUSCR 而去。在大一、大二决定如何分配课外时间的过程里,我渐渐地意识到我拥有的能力、人脉关系和资源,在 HAUSCR 这个环境里能够产生最大的正面影响。我加入 HAUSCR 是慢慢思考的结果。”常帅强调。

    “我大一加入 HAUSCR,那时只是帮忙打杂。”常帅回忆道。那是在 2011 年,她参与在上海中学国际部举办的第五届“哈佛大学中美学生领袖峰会”。“大二我就成为了上海峰会主管。在七宝中学,我们校长还是很高兴的!”

    2013 年她成为 HAUSCR 主席,第七届峰会又回到上海中学国际部和人大附中。HAUSCR 还有一个哈佛周(H-Week)项目——从当年暑假的“中美学生领袖峰会”选出 30 名优秀参与者,邀请他们 10 月份去哈佛,和哈佛学生同吃同住。

    “我大四就金盆洗手了,把这个成长机会传递给学弟学妹。目前主席由两位 ABC(美籍华裔)学生担任。”常帅说。

    “谈到毕业后的选择,常帅若有所思:“我被一个我们商学院的 2+2 项目录取。前两年在商学院,后两年去企业,比如咨询或者财富 500 强。但去年冬天我又跑去硅谷,在山景市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实习。我看了很多 IT 和互联网的东西,很开眼界,有点想创业了。”

    东西海岸代表的文化和价值观反差很大,但两边她都很喜欢。在山景,大家十点钟开始工作,可能穿着睡衣就开始写代码。而东海岸人和人沟通的方式非常商业化,着装正式,Email 写得很短,节奏更快。

    常帅也曾在一家东岸企业实习。“我这个入门级的 21 岁大学毕业生,能直接为财富五百强的总裁工作,非常过瘾;但同时每个人或许都有一个创业梦。能拥有一份完全属于自己、你非常在乎它成长的东西,对我来说也有很大吸引力。”她说。

    “总之在哈佛这样的地方,看得越多,有时候你反而越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追求什么,因为所有机会都太诱人。我进哈佛之前,有个校友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永远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和朋友同学的比较上,因为那样你永远找不到自己是谁。一旦你确定了实现自己价值的方式,就要有韧性地做下去,没什么后悔的。”

    这一点,常帅似乎已经做到了。

    丛林:一个垫底学生的逆袭

    14 岁时的他,曾在新加坡教育部门前静坐 3 个月,要求转学。十几年的留学生涯,他曾经历了一段低谷,沉迷游戏,考试垫底。如今,哈佛双学位、斯坦福博士生毕业的他,即将成为全美商学院最年轻的教师之一。29 岁的他说,我不是天才,我不希望自己成为那种“心灵坚硬钙化”的人,我追求的是更有意义的生命的探索。

    过 29 岁生日那天,丛林作了一个决定:在众多工作机会中,接受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的职位。本月他将成为这所全美顶尖商学院的最年轻教师之一。

    打通丛林电话时,他刚刚结束在东京大学的讲座,回到沈阳的家里。这位斯坦福商学院博士几乎每次出差亚洲,都尽量抽出时间回家看望父母长辈,见见老友。

    这颗学术界新星常说,自己与普通人并无不同,但他的成就却绝非寻常:14 岁拿到新加坡教育部奖学金留学新加坡;19 岁被哈佛大学录取;史上首位被评为“哈佛大学优秀毕业生”的中国留学生;哈佛物理系最优秀毕业生;获得历史悠久的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奖;考取斯坦福大学博士生;获斯坦福大学亚洲杰出领袖奖;担任斯坦福商学院学生会主席……

    丛林低调、谦逊,从不自认为是学神,反而说自己智商普通,走了许多弯路、花了远比别人更多的精力,才成为今天的自己,只是多了几分幸运。

    “我不是天才”

    丛林在斯坦福商学院从事公司理财、金融投资等方面的研究,他的一篇关于政府拍卖国有资产设计的论文获得多个学术奖项。

    拿到博士学位之际,已有包括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纽约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对他伸出橄榄枝,希望他能加盟。这几所大学的金融研究都排前十,其中芝加哥大学经常和斯坦福并列第一。

    这么多顶级名校的 offer 摆在面前,丛林也纠结了很久,毕竟它们都有所长。他最终选择了芝大——这是唯一拥有 6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商学院,包括因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获得 201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尤金·法玛。

    对于“拿诺贝尔奖是不是你的梦想”的提问,丛林笑了:“那是小时候的梦。现在知道实现太不容易。”

    其实,这不是丛林第一次面对那么多名校的 offer。2004 年,19 岁的他以全优成绩从新加坡华中初级学院毕业,A-level(英国中学高级水平考试)拿了满分。小小年纪,论文已在当地数学学会的权威刊物上发表,引起新加坡几所名牌大学的关注,纷纷许以优厚的入学条件。

    丛林却把目光放得更远。他一边申请美国名校,一边在新加坡打工。斯坦福首先发来录取通知,而后,他的名字又出现在耶鲁大学提前通知录取的名单上——耶鲁每年都会在上万名申请者中,选出不到百名杰出者提前通知录取。

    耶鲁态度积极,经常跟丛林联络,让他动了心。但这时哈佛、普林斯顿、康奈尔也发来录取通知书。五所名校中,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都提供全额奖学金。

    几番权衡,丛林最终选择哈佛。除了哈佛的学术水平和氛围更适合自己,他也考虑到家人:考上五大名校中奶奶唯一听过的“哈佛”,是让全家人振奋的大事。

    进哈佛后,丛林的主攻方向是物理和数学——他从小酷爱的两门学科。他父亲丛志良从小喜欢钻研物理,因历史原因数理只念到初中。正是父亲保存的物理书,开始了丛林的理科启蒙。

    哈佛第一个学年一学期只上 4 门课,他自己加到 6 门并拿全 A。他选的科目大多数难度较高。来哈佛选轻松的课,丛林有点不甘心。

    绝大多数时间,丛林都在课堂与图书馆度过。“我不像那些极聪明的天才学生,只能花更多的精力。”他说。

    哈佛四年下来,他本硕连读,取得数学和物理双学士和物理硕士学位,并辅修经济,还获得法语语言证书。

    2008

    年北京奥运前夕,美国对中国的许多否定声音蔓延到校园,丛林和其他几个哈佛同学希望以自己的力量消除误解。他们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北京多所知名高校发起了“IMUSE 中美大学生交流论坛”,邀请到李连杰等嘉宾支持。IMUSE 至今仍是中美学生交流的重要组织。

    这些课外活动并没有影响丛林的学业。面临考博,一向理性的他却感性了一次。他喜欢加州的阳光,去伯克利玩的时候却遭遇一场大雨,斯坦福商学院似乎更欢迎他。在专业上,他转攻金融学,认为经济学比单纯的数学和物理更实用,能看到很实时的社会影响。

    博士岁月漫长而有挑战性,丛林却总能保持学术上的激情。博士三年级,他拿到斯坦福 Gerald Lieberman 奖学金,奖学金包括博士生学费和 3.5 万美元。这个奖项根据的是研究成果、教学水平、大学领导才能和对大学的贡献,每年发给 9 到 11 个博士生,大多数发给博士最后一年的学生,斯坦福商学院每两年才有一次提名机会。在该奖近 20 年的历史中,获奖者极少有中国大陆学生,也很少有丛林这样的三年级博士生。业余时间,他还经营着自己的投资基金,并且运营良好。

    曾拿倒数第二

    丛林不是反传统教育的斗士。虽然 14 岁便离家出国读书,他始终认为在国内打下的坚实基础让自己受益匪浅。

    丛林家境普通:父亲是片警,母亲是幼儿园保健医,都只有初中文化。他小学上的是沈阳郊区学校。他以六所小学统考排名第一的成绩考取名校东北育才学校时,如果不是被最后一届公费班录取,1 万多的学费差点成问题。

    本以为中学也会像小学那样轻松领先,第一次考试他却拿了个倒数第二。考到育才的都是各小学的尖子生,个个优秀,很多同学都已经提前学完新教材,没学过的丛林落后了。

    那时住校条件艰苦,10 个人挤一间宿舍,连桌子都没有。丛林抓紧一切时间追赶。周末回家,父母想让他看电视放松一下,他都不肯。

    卓有成效的自学,让丛林的成绩保持稳步上升,初二开学时进入中上游水平,到初三跻身全班前五名,一次期末考试还拿到第一。初三时,丛林在全是毕业考试中,数学满分,语文、英语也是最高分,并顺利直升育才高中部。

    初中三年是丛林最快乐的三年,“能看到自己一直在进步”,他说。

    从倒数第二一路追上来,锤炼了丛林的心智,让他养成强大的自控能力。同学间的竞争也使他时刻保持警醒:班上有 2 人考上哈佛,一度排在丛林之后居倒数第一的那位同学最终考上北大。

    不经意参加新加坡教育部的招募考试,从此改变了丛林的人生轨迹。他在考试中胜出,拿到全额奖学金,飞赴新加坡华侨中学留学。

    新加坡华侨中学是当地排名前两位的中学之一,但他没想到课业如此简单。他想不通为什么这里的考试 75 分以上就是 A 等,很多功课的内容在国内已经学过。丛林虽然轻松考了第一,这种毫无压力的生活却让他无所适从,没有成就感。新加坡注重课外活动,这是沈阳的学校所没有的,丛林还没有融入氛围。

    那时的丛林很苦闷,他开始打游戏,一度也想退学回家。“可是一旦我退学,会影响中国留学生的声誉,也会影响到新加坡教育部和母校的关系。”他说。

    他每天在电话中向父母倾诉苦闷。有一天,他们收到一封邮件,丛林在信中表达想退学的打算。

    那一夜,夫妻俩一夜未眠。他们从小就没有干涉过儿子的学业,即使他拿倒数第二也没给过压力。他们的能力也辅导不了,鼓励是他们唯一擅长的事。

    父亲翻阅了很多资料,了解新加坡教学体系与国内的异同。母亲给儿子写了一封长信,鼓励他重拾信心。第二天,他们把长期记录的丛林“成长日记”寄给了丛林。

    父母的鼓励让丛林调整心态,走出低谷。“脚踏实地去走,任何人也不能代替。”

    他开始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尝试学书法、乐器、射击、各种球类运动,并在新加坡全国数学、物理和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夺得三块金牌,被多家媒体誉为“中国神童”。 在澳洲国际数学竞赛中,丛林成为全球四位满分得主之一。还首次以高中生的身份在新加坡国家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那两年的丛林,积累了很多让哈佛看中的学业成就。

    感恩

    新加坡的毕业季在11月,高中毕业后差不多要等一年,才能到美国大学报到。丛林打了几份工:在当地补习学校当老师,给低年级学生补习物理、数学,一个月的薪水抵得上父母一整年的收入。上大学后也一直在校打工。大学毕业前,他攒够了钱,给父母在沈阳买了新房子。

    每次回家,丛林就成了那个“别人家的小孩”,成了榜样,上报纸、被母校请去演讲。不时有家长带孩子上门取经,让丛林哭笑不得:都这么大了,还是被别人当成学生,还是被称赞学习好。

    丛林的心态并不是总这么淡然,“有段时间很羡慕家境好的同学,父母家人提供很多帮助指导。我虽不曾直接埋怨父母,但也曾懊恼他们不能给我更好的条件,自己走了很多弯路,比别人多花了更多的精力。”丛林回忆说。

    “经历教会我很多,更珍惜现在所有,如果有一天事业发展很不顺利,也会伤心难过,但我已经得到了很多东西。”他认为,最好的父母不是能给孩子多少教育和指导,而是无论你在外面有多糟糕,回到家里还能感觉被爱,回到家里很放松。“父母已经把最好最重要的给我了。”

    这种心态的调整,也得益于丛林的信仰,他从他在的斯坦福的人生导师李勉群教授那里学到了他应该活出一个怎样的生命。

    李勉群曾任巴克莱国际投资公司全球股票市场总监,管理 3000 亿美元,却在事业巅峰回校执教,三四年就被评为终身教授,学术上非常突出。他的门总是开着,不管有没有预约、认识不认识,他都可以到办公室把手头东西一推,跟你聊起来。

    教课时,李教授没有任何保留,在投资知识上倾其所有,他的学生立刻就能开设基金赚钱。他相信这些知识是真理,无论多少年之后都不会变。

    丛林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我的主要工作既不是教授,也不是投资人,我的主要工作是把上帝对人们的爱都传播出去。”

    无论在哈佛还是斯坦福,丛林见过太多成功人士,事业学术方面很优秀,但他们可能牺牲很大,没时间陪伴家人、运动健身。丛林不希望自己成为这种“心灵坚硬钙化”的人。他认为,精神方面的发展非常重要,虽然自己也看重学习、事业和家庭,但更吸引他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过一个荣神宜人的生活。

    林佑晟:从士兵到语言狂人

    他一手拿佛经,一手捧圣经,通晓十几国语言。对林佑晟而言,学习语言的最初动力来自于混乱的身份认同,来自于既西化又本土的家族记忆。从一名新加坡义务兵、中国台湾理工科男再到德国历史学硕士,这位学神的语言追寻之旅,更像是全球化之下一个异乡人对心灵原乡的不断叩问。

    林佑晟是个有些难以形容的“学神”。连回答自己是哪里人,他都要思考再三。三年前在上海和笔者初次见面时,他这样介绍自己的经历:“我出生在新加坡,读完小学、中学后,去了外公住的台湾,入读新竹的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随后又前往欧洲游历,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读历史学硕士。”

    对于历史和语言,林佑晟有着无穷无尽的探索欲望。除了中、英、马来语等从小掌握的母语,林佑晟在中国台湾、荷兰和德国陆续学习并精通了古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法语、日语,还能使用梵文、希伯来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荷兰语和佛莱芒语。他涉猎的其他语言和方言——从四川、江西、广东、山西、上海到闽南话,更是不计其数。

    士兵的全球之旅

    如今,28 岁的林佑晟完婚不久,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的历史硕士学业也进入第二年。

    他和荷兰籍妻子 Lisa 相识十年,终在 2013 年初订婚。妻子也酷爱文史,在订婚蜜月中,这对文史伉俪重新游历了欧洲的名胜古迹:从哥廷根这座历史名城出发,到乌特勒支的主教座堂,再到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的化石洞……

    林佑晟和 Lisa 相识在 18 岁,当时他还是一个青涩的高中生。10 年来两人互通电邮和 Facebook 留言,讨论中国台湾、新加坡、荷兰、大陆、语言、历史。其间林佑晟还在新加坡当了两年兵。

    “新加坡这种歌舞升平的地方,当然没有打仗,就是和同龄的义务兵一起做了两年的后勤保障。”但这位书生多少也受到军营的熏陶,锤炼出几许阳刚之气。“当然基本的体能训练还是有的,甚至有点 hazing(老兵对新兵的体罚)。”

    现在的林佑晟又回归到标准的文人装扮:不打领带的衬衫,坐下、站立时微微驼背,说话很慢。军旅生涯的烙印,似乎只剩庄重的举止和略带机警的眼神。

    出军营后,通信方便了很多,林佑晟和 Lisa 开始作为密友讨论未来的选择。他几经斟酌,考进新竹的清华大学,先是主修物理,“越学越不是滋味”。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就是为老一辈大陆人文考古学者所熟悉、系统发掘过殷墟小屯村并整理甲骨文的“史语所”,正好也在新竹。林佑晟先见缝插针地跑过去听历史系的课,许多中研院院士也会去讲课、开讲座。慢慢地,他竟发现本专业的课,已经没几门懂了。而有的老师和同学,甚至以为他是历史系学生,跑到物理系旁听。

    有点像同样在退役后改从文史的黄仁宇先生,林佑晟“最后干脆就转系到历史系”,并且在教授的鼓励和推荐下,去中研院做了访问学者。

    这时他和 Lisa 的关系,似乎也随着林佑晟在学术兴趣上的完全解放而达到新境界。2012 年他们正式恋爱了,林佑晟开始考虑离开台湾,去欧洲求学。

    理科生的语言零起步

    林佑晟从小就对历史、语言有很强的探索欲,这和他的外公分不开。他们家虽然不是雾峰林家这样的豪门,但也是世代书香的台湾本省人。

    在台湾,西班牙人带来了天主教,而后苏格兰人和加拿大人带来了长老会。林佑晟的外公家族就是最早皈依长老会的本省人。相对于其他教派,长老会很重实务和民生,发行台湾第一份报纸,办牙医、教育,乃至保护原住民的语言文化。

    林佑晟小时候,外公就在这样一个既西化又本土的家族氛围中,在一个“氤氲雾濛”的台南小院里,给他读《圣经》、读希腊和罗马神话,成为他的开蒙老师。

    少年时代的林佑晟又被投入另一个文化熔炉。“之后升学就去了新加坡。大家都知道它是个以华人为主体但以说英语为主的岛国,看起来既多元又很单一。华语学校数量上和升学便利上都比不过说英文为主的学校。所以我就拼命学英语,但中文也不舍得丢。”

    有一个时期,林佑晟徜徉在不同的语系中,又觉得自己并不存在于任何一方,也没想明白这么多语言能力将来能做什么。“在台湾,我国语过分标准,被认为是外省人,其实我家是本省人。在新加坡,我被认为是英语家庭出身。我的双眼皮大眼,常被马来人认作同类,而小鼻子的华人又认为我并不属于他们。在欧洲,我又经常被认为是日本人。我说着一口标准的德语,没有中文口音,常被问是否在伦敦住过。”他自嘲地笑了笑。

    为他留下最深烙印的,却依然是儿时外公的启蒙。读大学后,他搜集各种版本的《圣经》,比较上面关键词汇的差别。谈到《圣经》的各种版本,他如数家珍。

    “我小的时候,有机会看到很多基督教的著作文献,不同语言的《圣经》,都有很多意思的差别。我就慢慢感觉到,英文的背后,有历史和现实中各个文明的渗透和影响。而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也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影响的关键证据。”

    大学期间,他的语言能力和学术功底有了实质性飞跃。当时他经常跑台南神学院,那里安静荒僻的小院里,存放着数以千计的珍本善本,“不少在欧洲都已经找不到了”。其中的大量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圣经》,林佑晟一页页翻过,一个词一个词地品味,这也是对外公的一种追思。不懂了他就用同为孤本善本的词典查阅,神学院的神父也系统地教授他语法和词汇。

    由此林佑晟从一个“蹉跎了很多年时光”的理科生从零起步,逐渐掌握各门古典语言,在新竹清华大学毕业时,已经能自如阅读古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的一般书信、著作和诗歌,借助词典可以阅读较艰深的哲学和神学作品。

    “我渐渐地开始明白,甚至庆幸自己学习了其他语言,这起码让我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英语和英美文明的深层次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当代完全没有消亡。”

    林佑晟突然变得很严肃:“比如说天堂这个词。天堂是要进去还是要出来,本身是一个问题,一个选择。但这是只在希腊、拉丁、德文和罗曼语系的译本中完好保留的问题和选择。而在英文和早期中文译本中,天堂是一个‘罗网’,人一旦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被困在永恒的状态。就这样一处,真可以说是大误解了。”

    “离乡癖”患者的反思

    从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结束“中研院”的访学之后,林佑晟高分通过德语考试,申请到哥廷根大学的史学硕士班。在假期中,林佑晟又捡起曾经学过的日语、法语、意大利语。有古希腊语,尤其是拉丁语的帮助,他的法、意语突飞猛进。

    距离的接近也让他和 Lisa 的关系迅速升级、确定,最终订婚。“我们一旦找到对方,就觉得是这辈子要在一起的人,就不愿意再耽误分毫。”

    但尚未确定自己在学业上想要什么,感情上也以为会注定孤独一生的时候,林佑晟到处去怀古。有一次在冰岛,他忽然想到一个古日耳曼语词汇 Fernweh;“我觉得我一直有 Fernweh。”这个词中文没有对应,但要翻译也不难:与多数游子的思乡症相反。“我却是不流浪到远方会痛的‘离乡癖’。这就是 Fernweh 的意思。”

    他觉得自己这种不存在于任何一方的中立和无所牵挂,就是一种最大的归属感:“当我开始可以用德语对巴西人解释《道德经》说了什么,听法语了解江户时代的版画,用日语读关于德国的新闻,念闽南语《圣经》然后用英文解释,对于我而言,那种心灵上的故乡,逐渐不分彼此了。可以说在不同中看到同样的事物,又不因为看到同样的事物而厌倦。”

    这或许是一种“知识”甚至“智慧”带来的“心灵故乡”?希腊文“智慧”一词本就有“神圣”的意思,“以个人智慧来获得拯救的人”,就是自己神圣的“救世主”,也是基督教初始就存在的诺斯底派倡导的生活方式。在林佑晟看来,这个“心灵上的故乡”就是他的“诺斯底的天堂”。

    说到这样的原乡,林佑晟又变得相当温情:“我记得在最需要日本精神援助时,会想起外公教我背的《伊吕波歌》。它看来是包含日语全部假名的书法习字范本,本身也说了很多佛教的‘无常’道理。而想念在新加坡的那段时间时,我会想起《苏格兰的蓝铃》。在西班牙的中世纪歌谣中,我又听到对于中东的思念。在面对马来人难以理解的友善时,我竟然联想起粜籴(音同“跳迪”)村的办桌。我自己都对那些文字再现的联想感到不可置信的困惑,就像是听到降b调想的棕色或红色,升 e 调是蓝色或绿色的触动感。我讶异自己的感受度。”

    在漫无目的地拜访民居、博物馆和图书馆之后,林佑晟又沿着古代日耳曼人的路线,跑到荒野中,一个人待了很久。说到这段故事,林佑晟几乎完全进入沉思和冥想:“我发现,冰岛语中的家和故乡 Heim 有个反义词:Feim,大概是指远方的居所,不熟悉的地方。总之冰岛人和维京人不能说完全不思乡,不依恋Heim,但在斯堪的纳维亚行为举止和精神的深处,却有一种对于 Feim 的狂热。”

    那轮“最后的游荡”过后,林佑晟有一种真正沉下来的状态,又借着原先各门语言的底子,把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学习到可以生活、交流和阅读的程度。

    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影响下,各国教育对语言乃至母语的总体要求无疑降低了许多。但也有许多人,因为信息和交通技术的发达,掌握和熟悉了更多语言和文化。

    “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语言,那么多的文化,其实共性总是无穷的。当地上的人超越了语言,真正理解已经故去的书籍作者或所交往的人的思想,这种一致性,就是人学习、求知、阅读的最根本的自由。”林佑晟这样归纳他的感悟。(文:许念邑 王瑶 摄影:樊小韵 Saad Amer 方中南 姜泽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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